HAST的島田標本

又是很久沒有的更新(會不會很久沒有更新變成每次紀錄的起手式呢?)

今天想要特別記下的是一段將近百年前的故事，但是這件事到底是不是事實呢？或許無從考證，也或許隨著研究可以補齊這點。故事起源於HAST(中央研究院植物標本館)。HAST是國內植物研究的重鎮(畢竟是中央研究院嘛～如果還不是學術研究重震也就有點扯XD)，根據機構網頁描述自從1961年建立後，隔年其實就停止營運了(?!) 1982年彭鏡毅老師回國後重新恢復相關運作，並在有系統的規劃下一路成為台灣及東亞的植物研究重鎮，說實在的並不是歷史悠久，但是可能可以說是最有系統性規劃的標本館了。標本館的功能，主要是存放植物學研究的相關樣本，乾燥過後的標本在良好保存下可以存放數百年，從17世紀的標本現在都還找的到來看，的確是相當有效的研究手段，保留下來的植物可以說是跨過時光來到現代的古人們，說標本館就是時光機應該也說得過去吧？

歷史及館藏量可以說是標本館重要性的兩大指標，一個年輕的標本館難以快速變得很重要，大概就是這個原因。中研院標本館自創館後獲得大量相關研究學者的標本捐贈，可以說是讓他得以快速壯大的一大原因，其中年紀最久遠的大概是島田彌市標本了。日治時期重要學者島田彌市，其對台灣的貢獻超多，我想不須多介紹(可以參閱晨星出版社的被遺忘的日籍台灣植物學者一書)；2003年私立高雄醫學大學贈送HAST一批標本，其中包含島田彌市、杜聰明等的標本，共5827份，採集年代即島田氏在台的年代，HAST的館藏最早年限因而大幅往前提。但是，不是很奇怪嗎？高雄醫學大學有植物標本，怎麼跟我們對醫學系的認知不同？杜聰明？痾，我原本不知道但是後來Google發現是前台大校長兼高醫創辦人。 之前把這個疑問擱下了，但是現在我需要其中的某一號「島田標本」，所以大概去了解了是怎麼一回事。也解開了我心裡的一個問號。

島田標本怎麼會跑到這個地方來呢？根據被遺忘的植物學者一書，島田氏在戰後將所有標本都留在台灣，並沒有將其帶回日本，所以這個問題就變成他把標本留在了哪裡？在我的印象中，林試所、台大植物系都有看過島田氏所採集的標本，這批來自高雄醫學大學的標本顯然不是一開始就被放在標本館內。高雄醫學大學有個生物醫學大學與環境生物學系，這個系所看來也會是需要標本以研究相關生物的。或許是來自這個系所的標本館？但是這些重要的標本平常來說是不會任意轉送的，除非是標本館發生了甚麼事或無法繼續經營，總之這是個值得一查的線索。

線索二，島田彌市在1969年寫過一篇自傳(請參閱Acta Phytotax. Geobot., 24(3): 90-104)，裡面寫了他採集的標本放在哪裡？台灣部分有五，台北腊葉館(今林試所標本館，TAIF)、台北大學(今台大植物系標本館TAI)、同醫學部、東京大學(TI)、京都大學(KYO)。
線索三，同一批標本內還包含杜聰明先生的標本。杜聰明先生，一查經歷不得了(台灣第一位醫學博士；曾計畫刺殺袁世凱未果，這扯翻天的厲害；前台大校長；創立高醫......等)，總之是位高人啊～

看到這邊，線索似乎有些連起來了：杜聰明先生曾經在台大工作，島田彌市把標本寄送給了他，杜聰明先生將其作為私人物品帶至高雄醫學大學，並留在那裏，事後高醫將其轉贈給HAST。我自己都覺得這是個完美的故事啊？XDD  雖然純屬推理，但是可信度好像很高，其中的關鍵在於，島田彌市和杜聰明認識嗎？島田氏來台的很早，師從川上瀧彌，也曾經在總督府工作過(總督府技正)，杜聰明先生也是。我猜在戰後的年代，島田氏希望這批標本後續還可以有作用，因此把最後還在台灣的標本寄託給了台灣某個有身分地位的人。杜聰明曾在台大醫學部工作。小學時是讀日治小學校，也認識台灣博物學會的岡本要八郎；日語對這位先生不成問題，更不用說他也曾經留日(京都大學)。如果他們很要好，這個推理就說得通。杜聰明的研究範圍包含漢學中醫，他們倆應該很聊得來。戰後時代這批標本應該暫時沒有處理，直到杜聰明離開台大去了高雄創校之初，我想總會帶些寶貝吧。    看了一下高醫校史，原先他們是希望往熱帶醫學發展的，植物標本對於植物藥草、中藥的研究來說是很重要的鑑定的一環，這點從現在有些醫學院也有植物分類學課程可以見得。這批HAST的島田標本中，也有一批採集人為「杜聰明」的標本，約100多號，這些標本的註釋，包含「杜聰明、杜先生聰明、杜聰明先生......等」，以一般我們進行採集紀錄時通常不會稱自己為先生的習慣來看，這批被中研院當成杜聰明先生所採集的標本，會不會其實就是採給島田彌市的呢？

以上總總，如果有時間可以好好考究，或許會成為一樁美談呢！